為什麼做壞事

今天早上，電影台播放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，我用耳朶「看」了一會，影片的梁議員說了這樣一番話：「我們常常說青少年怎樣不好，但我們成人卻製造了一個墮落的社會，引誘青少年去犯罪，這是不公平和荒謬的。」

真是一句好話。是誰發信用咭給沒有收入的青少年？是誰建那些虛幻得令人目眩的大商場？是誰在roadshow日夜播放減肥故事幫青少年洗腦？是誰沉迷賭馬打牌？是誰每天只看電視卻要青少年喜愛讀書？現在的青少年真的要又堅強又有智慧。

想起上年在台灣買的一本書：Carl Goldberg卡爾‧戈登柏格著，楊淑智譯，《為什麼做壞事—了解毀滅性人格》The Evil We Do—The Psychoanalysis of Destructive People。作者帶你看他一個又一個重犯的案例，走出精神分析的死胡同，指出人生與人連結的需要、羞恥感使人感安全和被接納與使人受傷的兩面作用，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並改變的可能，解釋也破解了我在看《社會心理學》感到的莫名的消沉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那些罪行(如秀茂坪燒屍案、寶馬山雙屍案，或是《美麗女狼》的公路連環謀殺案)確令人髮指，我也如戲中由艾敬飾演的譽玲一樣，在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找不到出路，唯有在兩者皆未出現前，敏感一點，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學習盡量減少對孩子的傷害。

那時在書中抄下了一段寫得令我深感共鳴的話：

頁252-253
但是，到了引領人類邁向現代的啟蒙時代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形成自由的社會契約。他們的契約認定：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資格完全發展自我。許可伴隨而來的是責任，未能達到社會所謂「能幹」定義的人，都是可恥的，過去幾十年來，夫妻和父母的角色已大為改變。難以承擔後現代社會態度和責任的人，鮮少從婚姻和養兒育女中獲得滿足，他們受困於婚姻和養育子女的問題中，所導致的吸毒、濫用槍械和暴力問題，正是他們覺得羞恥的反應，他們恥於無法達到文化標準所定義的成熟發展。

也許我們的父母也是這樣吧，但明白歸明白，是否願意承擔又是另一件事了 ，至於有沒有能力承擔更是第三件事了。
還有一些令人難忘的面談：

頁109-112
總而言之，儘管他每次都同樣地模仿我的言行舉止，但是他卻選擇忽視接下來該怎麼做的跡象。當我含怒堅持要他檢視是基於什麼動機，對我做出破壞性的行為，並且要他盤算一下他可能對別人做了什麼誤解我本性的事情時，他衝出我的諮商室，冷冷地告訴我，身為經驗老道的精神分析師，我不應該那麼容易心情煩亂。

後來我才領悟，我對尼基蔑視我的行為感到羞辱，這種負面的感覺很可能使我假設西德尼的模仿行為是病態的。換句話說，我怎麼能確定西德尼模仿我的言行舉止，就是在蔑視我？因為我發怒，所以我未能探索西德尼最重要的問題：為什麼他一開始就希望假裝我的樣子？

撇開我在治療中絕不打電話追蹤非自殺型病患的慣例，我打電話給西德尼，詢問稍早錯失的疑問。他說了一些我同事恭維我的話。我打斷他的話，並告訴他，他是用過度理想化的觀點來看我。反省我為什麼會對他發脾氣，我告訴他，我被迫體認我的反應就是一種自欺的行為—電話裏不方便談論這事。我對我在最後那一次諮商時的行為道歉，並說，現在他必定希望重新評估對我的感覺。我會這樣說是因為我假設，如果西德尼宜用他所描述的那種不切實際的方看待我的話，他對我的過度理想化印象不會使他繼續接受精神分析。

頁207-208
當我瞭解自己為什麼不能與自己的父親做朋友之後，我才有辦法解釋文森類似的苦楚。在我們漫長的電話談話中，我告訴文森：「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幫助你，因為我在仔細聆聽你說話時，發現你和我有一些相同的問題。」他並沒有任何回應。我繼續說：「但是，我可以這樣說：當我覺得無能，不知所措時，我認定自己有必要，且允許我憐憫自己。為什麼你不能給自己同樣的權利？」

我繼續說，我很關心他內心交戰之苦及其結果。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如果你覺得唯一能對你遭遇不公平的懲罰及絕望情緒的遺傳，表達抗議的方法就是不再來進行精神分析的話，無論是暫時或永久停止諮商，如果你需要這樣做的話，我都允許你這樣做。」

我壓低聲音繼續說：「但是，如果你希望有一個人能陪伴你一起奮鬥，雖然那個人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，也不能保證你能否成功克服所有的心理困境的話，那個人就在這裡。」

真是充滿同感與尊重的話。

看畢此書，心中的問題是：每一個孩子所需的物質與感情的安全和接納，是這個世界有能力提供的嗎？

面對這樣的荒謬，我該停了。

也許，有時「要怎樣做」比「為什麼」重要。

導演邱禮濤有關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的自白：
http://www.hermanyau.com/cfromQtoCE.htm

高院首為少年犯頒實際刑期(明報即時新聞，2004/10/26)
http://www.mpinews.com/content.cfm?newsid=200410261520gb21500t